刻骨铭心忆“四清”
张长兴
听陶铸报告
1965年夏至1966年夏，我们华师大1967届学生参加了当时称为“伟大”的“四清”运动。
鼎鼎大名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书记来我校作动员。对我来说，一是听听有何中央新“精神”；二是他的文章文采不错，报告自然也会不同凡响。
在草棚大礼堂东侧，他一下车，便吸引了众人目光，只见：矮个，胖胖的，短平头，花白头发，脸红润。报告时，声音洪亮；只是他的湖南腔普通话，听起来不太舒服。而且，“四清”的伟大意义，与报刊上讲的差不多。
今天我们才知道这湖南佬厉害：他广西剿匪，一杀就是几万；一到广东，便排挤叶帅；一再“反地方主义”，不知冤屈了多少广东干部；1958年号召大家“三顿干饭拼命吃”带来三年饥饿的，还是此公。当然，“文革”敢顶江青，倒是硬汉。
触及灵魂的查自己
四清四清，清他人先要清自己。大事小事，新账旧账，都来个统统端，统统“上纲上线”，统统要归到“挖社会主义墙脚”、“成为修正主义苗子”、“和平演变的基础”。
我亲见一位女同学，脸色铁青，声音颤动，在清算自己……我呢，本未受父亲什么坏影响，此时也无中生有拉几条；我受书本得益无穷，此时也狠批“受封、资、修毒害”，成为“垮掉的一代”，“杜勒斯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
“打狗队”来了
我那时分往广州郊区九佛公社枫下工作队凤尾声工作组。我们为了不打草惊蛇，扛着行李，悄然进凤尾村……
“打狗队来了！打疯狗的来啦！”有人叫喊。
“打防疫针的来了！”又有人传。
那时，我们成为抗战时的“敌后武工队”，要在一片漆黑之中打个“四不清”干部措手不及……
找“三同户”难
找“三同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主儿，若找错依靠对象，便“立场问题”，生死大事啊！干部不能找；与干部沾亲带故的不能找；社会关系不好的，不能找；本人有历史、现实问题的，不能找！
我倒幸运：与我一起找“三同户”的，是鼎鼎大名的何济公制药厂的党支部书记阮婵大姐。有责任，她承担。
果真，一开始，我们的“三同户”阿门，是贫农；后一查，其父做过伪乡长！我们连夜撤，还吓出一身冷汗！
不准地主埋贫下中农子女尸体
南一队何虾的姐姐自小得精神病，痴痴呆呆，狂狂癲癫，披头乱发，面目狰狞，十分可怕！一个寒夜，这狂女死了。我认真安慰了一下他们，埋葬事则任由其处理了。不料，给工作队的“片长”阮婵知道了，大声嚷：“不行！我们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贫下中农子女怎能给地主分子去埋？”
农村谁都怕死人，尤其是“短命鬼”。那时，对“五类分子”的惩罚有这么一条：强迫他们去埋死佬。因此，凤尾的老地主，便是老“专业户”！
其实，阮大姐也是嚷嚷而已，她也怕“死佬”；我从小最怕“死佬”；而且，那么多“毛主席最信得过，阶级觉悟最高”的贫下中农，还是没一个“觉悟”！最后还是地主佬去埋死佬。
贫农老婆娘控诉共产党
发动群众的重要一招是回忆对比——忆旧社会的苦。
那天晚上，工作组负责人也来指导。邝富三当时已六十多岁，满脸皱纹，背弯如弓。尤其是她的腿，不知是牛皮癣还是什么的，浮肿得如大象的腿，紧绷绷，闪着幽光，十分可怕。她没文化，老贫农，旧社会苦大仇深。谁知，她讲了没几句国民党的苦，竟然声泪俱下口出狂言了——
“困难时期好惨啊！公社化、大饭堂，不知饿坏了多少人，也不知饿死多少人！天天捱饿，我们老大人还好对付；最可怜的是我正在长身体的女儿，饿得不会长大！还饿得一身是病，至今嫁不出去……”
坏了！坏了！她诉的是共产党的苦，分明是攻击“三面红旗”，分明与帝、修、反一起“反华大合唱”！我吓坏了，先用眼瞪她，接着用手指示意她不要说，她还在“攻击”；最后，我在桌下狠狠踩她一脚，才住嘴！
后来，工作队指导员（部队的团参谋长）告诉我，说那老婆娘对我有意见，讲我在大众场合踩她的脚，“作风有问题！”我立即把原委讲了，他也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应该制止她发言，她这么老，这么丑，那条腿这么可怕，谁肯去调戏她！”
夜闯乱葬冈
有一天，分我到远离总部的大岭山工作。一天半夜，有紧急情况，我便赶回总部报告。我最怕死人，尤其夜晚独自过阴森森的乱葬冈；如今也顾不上了——就是有鬼，我也要与它拼个死活！
到了那里，漆黑可怕，生怕横七竖八的地下跳出什么牛头马面来！顿间，我毛孔痉挛，怎么办？对，唱革命歌！“雄赳赳，气昂昂……”抬高声音，拧亮手电，迈大步伐，目不旁视，果然闯过去了！
老赵有办法
老赵是华师中文系65届毕业生，党员，红人，留校，与我们一起搞“四清”，他在九佛团部。我落的南一队，一青年干部，自恃出身好；加上我广州话差，一直拗不过他。只好请老赵了。
好老赵！先沉下气，任由那小青年暴露；不时还脸带微笑。那小青年以为同情他，越发讲得地无分南北了。待他讲完，老赵不紧不慢，严严肃肃，一一列出他刚才的“放毒”，然后“上纲上线”，提到对毛主席的态度的“立场大问题”；结果，小青年立刻目瞪口呆就擒！
我，真服了老赵：这个广州佬不简单！他前几年是华师处长，竟在海边溺水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