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汉族人的命名是由姓氏与名字组成的，而客家人是汉族的一支民系，其命名理应如此。但在宋 末、元朝直至明初的一百多年里，梅州、闽西的客家先祖却有用“郎”名相称的。如李姓，其在福建上杭的火德公三个儿子的名字为：三一郎、三二郎、三三郎；三 三郎生子有三：四五郎、四六郎、四八郎。兴宁《曾氏族谱》载：“宋末曾六十四郎迁上杭。”梅县《卢氏族谱》载：“十六世天保次子千四郎于宋末移居梅县白渡 堡田背开基。”萧氏在梅县的开基祖为万三郎。梅州市方志办编的《客家姓氏渊源》第一、二集共收入客家68姓，其中有52姓的客家先祖曾出现过郎名。

　　此为何故？

　　据史载，闽粤赣交会处的边区，古代均为百越之地，隋唐时还居住着畲、瑶等少数民族，故又称“畲瑶之地”，而郎名正是畲族和瑶族命名的习俗。据调 查，现在粤北的瑶族仍保存此种习俗。如叫赵明一郎、邓明一郎，二郎、三郎等。可见，这种命名法显然是畲瑶等少数民族崇巫信仰对客家文化的一种渗透，反映出 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唐宋年间，客家人的先民们进入闽粤赣边地区以后，那时这里的原住民是畲瑶为主的少数民族，他们世代在这里生活，占据着统治地位，有相当的势力， 而客家先民是从北方颠沛流离、辗转迁徙而来的移民；当时又处于宋元之际动乱复杂的社会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有相当部分的客家先民披荆斩棘、走进深山密林 与这些少数民族为伍，后来也许还有为避元兵骚扰、求安定等因素，所以将名字均改为畲族和瑶族名讳（畲族雷姓人的名讳就按百、千、万字行次，蓝姓另加一个 “念”字，再加上“郎”），并吸收他们的一些生活习俗等。元末明初以后，粤东、闽西一带的经济有较大发展，客家先民较好的文化素养，较高的生产技术等得以 发挥，使畲瑶少数民族逐渐乐于接受他们。历史上文明较低的民族总是被文明较高的民族所同化，这是一条历史规律。客家先民与畲瑶等少数民族经过五、六代人， 百余年的共同生产和生活，通婚、混血、文化交流而慢慢自然同化。明初，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显现出了极大的优势，于是，不仅这些地区的客家人，而且受 他们同化的畲瑶少数民族都自然而然地改用了汉族人的名字，成了客家民系中的一分子。正如省社科院研究员李默所指出：“借更改名称为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 的诡变法。”客家人先祖就是运用了这种“诡变法”，同化了相当数量的畲族和瑶族等少数民族。这些被同化了的畲族和瑶族等少数民族也作为客家先民的另一支， 最后变成了客家人。这就是客家人先祖在宋末、元朝直至明初多有“郎”名而明初以后却没有了“郎”名之故。

    （张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