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杰（1902—1939年），原名祥庆，乳名观妹，号绚云，广东兴宁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25年参加革命，曾留学苏联，回国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担任党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职工部部长，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书记，中共长江局组织部副部长、秘书长、南方局四人领导成员。在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下，他忠贞不渝，意志坚强，机智沉着，坚持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12月底，黄文杰带病坚持工作，辗转抵达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中负责组织部工作。其间，他出版了《论政党》一书，并且以“绚云”“烂光”等笔名在《群众》《解放》《新华日报》等党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宣传党的抗日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9年10月，黄文杰因长期积劳成疾，在重庆不幸病逝，年仅37岁。黄文杰逝世后，重庆办事处的全体同志为之致哀，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自送葬至墓地。为悼念“对党无限忠诚、对人对事大公无私”的黄文杰，《群众》《新华日报》均出专版以示纪念。叶剑英的悼念文章《悼黄文杰同志的死》登载在《群众》，称赞黄文杰“是我们党的骆驼，从来没有计较到他所负担的轻重，而能任重致远地渡过艰难的沙漠”。

2020年9月，黄文杰被列为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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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杰，原名祥庆，乳名观妹，号绚云，１９０２年生于广东省兴宁县大塘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黄卓林、母亲张氏，一向守田躬耕以务农为业。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他７岁开始读书，１９２０年在达务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县立中学。他聪慧好学，追求上进，连任学生会会长，多次带领同学查禁日货，宣传爱国思想，是学校中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一次放假回乡，得知大地主黄梅卿强行霸占邻居黄坤古八分良田，他激于义愤，找上门去同黄梅卿论理，迫使黄梅卿把田交还给黄坤古，深得贫苦乡亲的称赞。１９２４年６月中学毕业后，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农村宣传农民革命。１９２５年春，因尚未领到县立中学的正式毕业文凭，便借了兴民中学毕业生黄文杰（水口人）的毕业证书报考黄埔学校，结果以优秀成绩被录取，从此改名黄文杰。

在黄埔军校，黄文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１０月，由军校党组织推荐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其间，黄文杰与廖承志结下深厚友谊。１９２９年毕业后，分配在苏联的伯力、海参崴一带从事党的工作。１９３１年，黄文杰奉命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经常以合法身份参加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活动，宣传马列主义。１９３２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黄文杰积极发动群众参加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和运输队，支持十九路军。

由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党组织大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公开散发传单，致使党组织过于暴露，革命力量遭受到敌人严重破坏。１９３３年１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上海设立以李竹声为书记的上海中央执行局，黄文杰任中央执行局职工部部长。不久，国民党反动派集中蓝衣社、中统、青红帮、警备司令部、公安局等军警特务、流氓联合租界巡捕房，对上海地下党发动全市性的大搜捕。１９３４年６月，李竹声被捕叛变，由盛忠亮接任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不久，盛忠亮夫妇也被捕叛变，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是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黄文杰先后任代理书记、书记。当时，国民党特务与租界巡捕房相勾结，四处侦缉共产党人，黄文杰知道环境险恶，工作十分细致，始终保持警惕。他发现宣侠父、王均予等有暴露迹象，便立即帮助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以保存实力。

在这期间，上海临时中央局积极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他们曾经争取了同情共产党的江西德安专署专员莫雄的掩护，派员炸毁了南浔路上之德安铁桥和南昌飞机场及油库，以配合红军突围转移。同时，还在莫雄专署、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九江党部等敌人的重要机关建立了几个交通站，使上海党组织与中央苏区之间有一条交通线，随时与中央保持联系。

１９３５年２月，由于叛徒李竹声、盛忠亮出卖组织，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和组织部长何成湘夫妇、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文委成员田汉、“社联”党团书记杜国庠等３０余人被捕。当天深夜，黄文杰同朱镜我等党的负责人在狱中向被捕的同志传达口信：大家要坚定立场，抓紧准备应付敌人的口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露党的机密，也不要承认是共产党员，除非到了刑场才喊“共产党万岁”。３月６日，法租界特别地方法院开庭审讯黄文杰及其同案人。黄文杰当时化名李光龙，泰然自若。敌人软硬兼施，一无所获。同志们以黄文杰为榜样，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法庭黔驴技穷，只好让叛徒秦曼云出庭指证，将黄文杰等人引渡至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并于１８日雨夜，将黄文杰和朱镜我、田汉、阳翰笙等８人作为要犯解往南京，关进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１９３５年９月，黄文杰被判处１５年徒刑，转押于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黄文杰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旺盛的斗争意志。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他大义凛然，坚强不屈，并设法团结难友，研究斗争策略，及时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并为改善生活、改善环境、延长放风时间、不许打骂犯人等方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１９３７年发生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爆发。８月，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南京、武汉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这时，黄文杰才被保释出狱，并留在南京办事处帮助组织部长秦邦宪做党的组织工作。当时，办事处一面继续营救在狱中同志，一面开始重建长江中下游各省的党组织。９月２６日，黄文杰代表南京办事处，到中央军人监狱接陶铸、曹瑛、赵希愚等七人出狱。９月底，黄文杰又同张文彬到香港，向“南委”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很快整顿和加强了南方党的领导力量，张文彬留任“南委”书记。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旬，南京办事处迁至武汉，改名为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党中央派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黄文杰等组成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团（党内称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市党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黄文杰担任长江局组织干部组、工运组、训练教育组的总负责人及长江局秘书长。他根据中央和长江局的决定，首先恢复建立了南京市委，接着为重建破坏殆尽的安徽党组织而日夜奔忙。在工作中，黄文杰发现由苏州出狱不久而尚未找到党组织的张恺帆、李吉明（林李明）等在安徽无为县开展抗日宣传，迅即以武汉办事处的名义召张恺帆、李吉明来南京专谈，然后派张恺帆回无为开展工作，还派李世农到无为，同张恺帆、桂蓬（黄育贤）组成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简称皖中工委），李世农任工委书记，张恺帆、桂蓬任委员。黄文杰嘱咐李世农说：“你们先成立皖中工委，以后恢复一个县的组织就建立县委，有三个县委就成立特委，有三个特委就成立省委。”在黄文杰的指导下，次年夏天便成立了安徽省工委。

安徽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刚告一段落，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７日，黄文杰被任命为长江局驻两广特派员。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广东，先后同张文彬、廖承志、薛尚实、罗范群等多次召开会议，分析广东形势，较好地解决了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与广州市委之间的无原则斗争。为了适应南方抗战形势，加强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他报请党中央和长江局批准撤销了“南委”，并于１９３８年４月成立以张文彬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他又协助省委制定党的工作的总方针：坚持独立自主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向广东国民党当局较开明的上层人士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经过半年时间，广东省委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党员人数从省委成立时的１３００人增至近１万人，地县一级党组织基本上遍及全省各地；统战工作也有新的突破，通过进步人士做工作释放了３００多名“政治犯”。

黄文杰在长江局工作期间，先后恢复和建立了南京、湖北、广东、浙江、安徽、广西、湖南、香港等十几个省市党的组织，认真抓了党的思想建设，把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他在武汉主持举办南方各省市、地区党员干部训练班，亲自为学员讲课，培养了一大批地、县级党员骨干。

１９３８年，黄文杰与地下党员周惠年结婚。

黄文杰对工作认真负责。１９３８年７月，他在湖南巡视工作时，接到国民党驻琼崖第一五二师政治部上尉科员黄集发（原中共党员）的来信，反映了冯白驹被捕后琼崖地区的斗争情况，并要求到解放区去工作。黄文杰及时回信说：你不需要去解放区，友军里需要人，国统区正需要人，要安心工作；有关琼崖问题，可请叶剑英、廖承志同志解决。他随信附了给叶剑英、廖承志的介绍信。黄集发以此为凭向叶剑英、廖承志汇报了琼崖方面的情况。

１９３８年９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黄文杰四人组成。１０月１２日，日寇在惠阳大亚湾登陆，１３日惠州沦陷。为了应付这突然事变，黄文杰到广州指导广东省委撤退。黄文杰在省委紧急会议上，作出“省委机关和八路军广州办事处迁往粤北”、“广州市委留下组织部长陆新率领部分党员坚持地下斗争”等四项决定。直至日寇占领广州前夕，黄文杰才同云广英、陈健撤离广州，到了粤北。在粤北，他指导成立八路军韶关办事处后，自己才离开韶关。

同年１１月，黄文杰又回到韶关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扩大侵华战争，妄图打通粤汉铁路占领长江中下游流域，我们党要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要被国民党捆绑手脚；要批判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国民党要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议，黄文杰做了大量而具体的工作。省委常委尹林平认为自己是军队干部，曾写报告拟辞去党务工作，专搞军事。黄文杰特地找尹林平谈话：“看过你的报告，但局党委仍要你兼任党务工作，你不要回部队了，到东江地区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尹林平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到东江任特委书记，继而兼任东江两支（惠、宝）抗日游击队政委，卓有成效地领导东江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１９３８年冬，黄文杰患了肺病。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病情稍为减轻，他又毅然接受周恩来布置的任务，历经长途跋涉，于１９３９年春到南方局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制订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法规。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无理压制，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等在渝召集南方各省领导人开会，黄文杰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深入发动群众，壮大党的力量，巩固党的组织。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实行组织审查，严格组织纪律，加强党的教育，纠正不良倾向，同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作斗争，推动南方各省的抗日救亡运动。会后，黄文杰认真抓了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他先后在重庆机房街７０号和红岩咀１３号主持举办党员训练班，集中训练国统区地下党员骨干，请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凯丰、邓颖超、蒋南翔为学员讲课。黄文杰还发动南方局所属省市党委分别在各地举办党员训练班，从而造就了一大批忠于党的干部，为巩固和加强国统区党组织打下了基础。

１９３９年２月，经周恩来提议，蒋介石决定在南岳举办的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式开学。当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实际主持游击干部训练班。黄文杰奉令协助叶剑英做好训练班的工作。他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且将苏联出版的游击战术教材翻译成中文，供叶剑英等人讲课时参考。叶剑英对黄文杰的工作甚为满意。

在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前后，黄文杰还来往于重庆、衡阳等地指导工作。这期间，他还出版了《论政党》一书，并且以“绚云”“烂光”等笔名在《群众》《解放》《新华日报》等党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积极宣传党的抗日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积劳成疾，患上了伤寒，为了繁重的工作，也为了让妻子能愉快地工作，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连妻子也不让知晓。当时，妻子周惠年提出要去延安学习，他欣然同意，并让已怀孕５个月的妻子做了人工流产，使之轻装前往。不料，这次分离竟成了他俩的最后诀别。

１９３９年７月，日本飞机经常对重庆狂轰滥炸。当时患伤寒病的黄文杰，因躲避日机轰炸，在防空洞里受了凉而发高烧，经抢救无效，于８月２日不幸病逝，年仅３７岁。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自送葬至墓地。为悼念黄文杰，《群众》杂志出版专刊，《新华日报》登载了叶剑英《悼黄文杰同志的死》长文，文中写道：“令人敬爱的文杰，……他是在极端黑暗的无人性的牢狱中经过考验的同志，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从来没有计较到他所负担的轻重，而能任重致远的渡过艰难的沙漠。像这样一个人，恰恰死在革命艰难的时代，实在是革命的损失。”这既概括了黄文杰的高贵品德，又表达了同志们对他的哀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１９８３年批准黄文杰为革命烈士。１９８４年６月，中共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将黄文杰的骨灰移葬红岩公墓。１９９２年，兴宁市大坪镇兴建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镌刻有黄文杰的光辉业绩。

（来源：中华英烈网  责任编辑：高千一）